与她的绝交，比任何一次失恋都令我更痛苦。
　　
　　1998年我南下广州，看到一家媒体千字千元高价悬赏头条，便去应征。很快我接到电话，一个好听的女声说文章很好她打算编发，只是觉得不适合做头条。我不服，跟她在电话里争执起来。正吵得火大时，突然她画风一转：“哎你跳槽来我们这里怎样？”
　　
　　一个月后我们成了同事。
　　
　　头一次出长差，我和她住一起。我俩聊得越来越投机，在很多问题上观点都不谋而合。记得她认真地说：“在XX这个领域，我们为引领观念所做的努力太有意义了。以后在中国的XX史上，肯定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。我觉得做这些工作很有意义，改变观念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咱们一起加油好吗？”我重重地点头：“嗯！”
　　
　　所谓志同道合，就是如此吧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我离婚，终于可以把母子的户口迁往广州，却不知能够落户到哪里。万般踌躇为难间，她说：“哎，你迁在我家户口上吧！”
　　
　　我也同样回报着她的友谊，所有最隐私的情感都只有我们能够共享，工作上更不用说，互相支持配合默契，我是她最得力的帮手。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年，于公于私都是最可靠的密友。直到那次预料不到的转折。
　　
　　一家大报的记者联系采访我。起初我没觉得这算什么大事，征求她的意见是否该接受采访，她淡淡地说，好啊。
　　
　　报纸做了两个大版面，文字配上大照片，十分醒目。采访中虽然我并没有以行业老大自居（我发誓老二也没有，我算哪根葱），可是报纸出来后的效果可能感觉我还挺牛的。报纸出街那天我在北京，因为是南方的报纸在北京当天看不到，我便在QQ上问她“怎么样”。
　　
　　没有回答。改用手机发信息，还是没有。我以为她在开会或者在路上，就问别的同事她在吗，同事说，在办公室看报纸呢。
　　
　　一直到我回广州，她都没回我一个字。
　　
　　从北京返回广州，我带了许多她喜欢的零食，去办公室看她。她装作很忙碌的样子，爱理不理的。从那之后，我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。
　　
　　半年后，我因为目睹了一次跳楼自杀事件而心理出了问题，找医生调治，很是脆弱。开会说着说着会突然落泪哭起来，伴随着严重失眠，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同事们都替我担心。唯一的精神支撑是当时的男友现在的老公，可他远在北京，所有的关怀都打了折扣。可巧单位有一个出差去北京的机会，我当然想借机去，跟他团聚几天。
　　
　　她冷冷地说：“不行。”
　　
　　我掉头离开，泪湿脸颊。
　　
　　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单位。她如愿升了官，释然了，一再发信息给我求和解，我不再回复，删除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。
　　
　　老公是个讨厌的滥好人，常常傻笑着说：“照在下看来，损人利己是正常人的行为，算不得坏人；损人不利己的，才算坏。阁下同意否？”我不理他。
　　
　　不久“在下”又重申一遍那理论，说：“名利场上的朋友很不容易长久，不能苛求。你妨碍了别人的利益，人家不爽你，这个就算不同意也能理解。”
　　
　　我能理解。可是做朋友，我能选择不让我心里堵的人吗？
　　
　　“畢竟有那么一个人生阶段，你们情同姐妹。”他鄙视我小心眼。
　　
　　或者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原谅。友情与爱情，在开始的时候是蜜月期，彼此为了表达好感，都想方设法地主动给予对方，关系发展下去，彼此都对这份情谊有了期许，如果达不到，便会过分失望。她对我如此，我对她亦如此。如果能够不忘初心，体谅对方，放低期望值，或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在她生日这天，我查找了她的信息，加她的微信，发过去一个笑脸和一支玫瑰。
　　
　　一笑泯恩仇，我们谈天说地，往事不再提。